编者按：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义乌市场从以内贸为主向内贸外贸并重转型，数以千计的义乌人敏锐地捕捉到海外市场存在的巨大商机。敢闯敢创的义乌人离开故土，前往不通当地语言、不知当地民俗、不懂当地法律甚至缺医少药、缺水少电、缺衣少食的陌生国度开拓海外市场，将义乌商品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，他们堪称是新丝绸之路上的蚂蚁雄兵。义乌市侨联通过义乌籍侨商群体口述方式，将他们海外筚路蓝缕创业历程和开拓精神展现出来、提炼出来，让年轻一代创业者铭记和传承。
朱耀俊：谱写新丝路传奇
朱耀俊口述王锦豪整理
朱耀俊，年3月出生，后宅街道遗安村人。巴西南锥华人联合会副会长，南部非州义乌总商会顾问，巴拉圭华人乒乓球协会顾问及南非ZEROWHOLESALERS与巴拉圭ZEROWHOLESALERS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，中国－拉丁美洲商贸协会（巴拉圭）副会长。从义乌到南非再到巴拉圭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从小到大把商品源源不断输入到异国他乡，创造出国际贸易的“义乌模式”，成功把义乌小商品“植入”拉丁美洲。年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始终在商言商、精益求精，把义乌人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国外朋友。这些年来，我经过磕磕碰碰，摸索前行，最终在国外扎根，并取得了一定地位。我忘不了自己是几千万华人华侨在海外奋斗的一员，也忘不了家乡义乌的情义，兢兢业业做好每一笔生意，无怨无悔助力义乌发展。
奋发图强我叫朱耀俊，后宅街道遗安村人。祖祖辈辈都是过着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日子。家里有五个人，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我是老大。
6岁那年，我就被父母送进小学读书。年，16岁的我高中毕业。那时，没地方打工，只好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。我一边种田，一边又当村里的电工兼出纳。电工和出纳虽不是村里的主要干部，我好歹也能为村民服务，这样既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也增强了交际技巧。
朱耀俊
当时，国家还没改革开放，但村里已经有人凭借义乌人传统的经商“本能”，开始“小打小闹”，在侍弄庄稼的空隙之余做点事赚个小钱贴补家用。况且遗安与有着“小深圳”美称的洪华毗邻，又与素有“小商品制作基地”北苑街道莲塘村相隔仅五里路，加上廿三里的小商小贩经常来拿货，商业氛围比较浓厚受其影响，我不由得萌发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的念头。
说真的，因为家里困难，我就千方百计想着出门赚点钱。此时，身边已有人开始做生意。这种生意就是“鸡毛换糖”，用义乌当地的红糖煎熬成生姜糖饼，再配点小百货，用箩筐一挑，到外地去换鸡毛、碎布等物，当然，也换钱。年的12月，我毅然告别家人奔向江西贵溪，开启了“鸡毛换糖”的经商之旅。
“鸡毛换糖的日子真的很苦，最怕的就是下雪天，路上湿滑，走在泥巴地里一不小心摔倒，箩筐里的小百货散落一地，就得从泥巴里把绣花针、纽扣之类的小商品一个个挑拣出来。东西收拾好了，手也冻得麻木了。这样的滋味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表达出来。
鸡毛换糖
从农历11月出门到次年正月，都要在外地走村串巷鸡毛换糖。因为腊月这段时间是农闲季节，每家每户都要杀鸡过年，鸡毛也很多，一年收鸡毛挣钱的机会也就这几天最好。“在江西，我们都是住在当地的农户家的，早上吃了饭就出门，走到晚上才回来，中午那顿基本上不吃，实在饿了就在小店买点吃的，或者吃点干粮。”
在当时，“鸡毛换糖”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，用当时的官方话说，就是投机倒把，挖社会主义墙脚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随便哪一条，轻则没收货物，重则罚款拘留，或者送回原籍上学习班。不过，这种事情我是没有碰到过，这也算是十分幸运的事情。
虽然这段经历时间不长，却能丰富自己的阅历。年的那个夏天，我想到了卖冰棍，趁个空闲的日子，就批来一些冰棍，骑个自行车走村串巷，吆喝着卖。碰见运气好，一天下来，也能来个七块八块，那时算是一笔大收入了。
商海沉浮年的时候，我开始涉足联托运行业。那时，我是为老板打工的，给别人押车送货，有点像电视剧里的保镖。每一次跟车外出，都是提心吊胆的：因为那个时候，一些山区道路抢劫的人还是不乏其人。所幸的是，我一直没有遇上这种倒霉的事情。
就这样，我在联托运线路上来回奔走，一干就是两年多。渐渐地，我看着别人大把大把地赚钱，心里难免不平衡起来，久而久之也萌发出一种念头：改天自己也办个托运部。
托运部
年，有了两年托运经历的我，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到广州办起了属于自己的托运处。这托运处是专营从广州至郑州的货物运输，由于路途遥远，利润单薄，加上人生地不熟的，这期间还遇到过不少困难。结果经营了一年，还亏了本。
既然远的不行，那就选择本省范围的。年，我又到嘉兴办起托运处。结果，又亏了。
接下来几年，我回义乌搞起了副食品批发，生意总算是风生水起，并积累了一些资金，那时的心也像浸在了蜜罐里。
年，我办起了建筑材料厂。没想到，生产不久就遇上整体建筑环境发生变化，建筑材料销售价格大幅下跌，两年下来，把前几年赚的赔进去不算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“辛辛苦苦十几年，一下回到解放前。”此时，我那颗不安分守己的心又一下被扔进了黄连罐里。我十分无奈地退出建材行业，以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试探南非年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听一位朋友介绍在南非开餐馆的利润可观。我当时心里想，不如到南非去闯荡一番。此时中国与南非还没建交，出国签证很难，我与另两位朋友跑了好几趟北京，才在年就手续办妥，终算能成行。南非，地处非洲大陆最南端，是全非洲54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。同时，它也被公认的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而它的首都约翰内斯堡，作为南非的经济中心，有人称它为“南非的上海”。
南非
世界各地的商人，很想在那里找个落脚点，以打开自己的市场，赢得赚钱的机会。据说，如今在那里的生意人，大约有20万人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到了约翰内斯堡，发现这里的商品与义乌市场的差价太大了。“这下不发也难了。”三个人踌躇满志，也不考察餐馆了，马上注册公司，决定搞外贸，大干一场，打开南非市场。一回到义乌，我们就根据在南非考察的日用小商品品类，积极组织货源，决定赚个盆满钵满。一口气组到6个货柜，总价值万元，通过上海口岸运往南非。那些天，我们焦急又充满希望的等待着货物漂洋过海，从起航起的那个40天，是感觉中最漫长的一段日子。
寻求客户经历过煎熬的等待后，我们要在货物到达之前赶到南非，把货物放进租用的仓库。货到了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卖出去？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事，在当时却成了大难题。因为当时中南未建交，我们是第一批到南非做生意的大陆商人，拿到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一个月，不能光明正大地经商，碰见警察还得躲起来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三个泥腿子都不会外语，简直是聋子与哑巴，没法与南非人交流。“开始的时候，是我找南非的公司、商店，开着汽车，带上样品，带着翻译，一家又一家地去跑。”
后来，总算找到了一位愿意为自己“效劳”的翻译，只能通过他悄悄地做。但这些中介往往从中拿差价渔利，俗叫“搬砖”，却没任何办法，只得任他们“掐”。“最大的障碍，就是不会说英语，相互间语言不通。正因为语言不通，许多内心的话无法向对方表达，生意自然就难以成功。”
朱耀俊在南非
因此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学习英语。于是，我请了翻译当老师，可这翻译不久就走了。走了一个，我就再请一位而且是中国的大学教授。在教授的指导下，我坚持每晚都学习英语。有时，为了记住几个单词，我只好死记硬背，一直坚持学到深夜。
在信息时代，电脑在生意场上的用途越来越大。所以，我在学习英语的同时，又请了老师，认真地学习电脑的使用。不久，他就学会了用电脑开发票。
在南非，最大的难题是竞争对手的敌视。在这之前，这里的市场是台湾和香港的商人占据的，商品价格比较高。自从义乌商品进去之后，价格优势非常明显，他们感到了极大威胁，就扬言要做了我们这仨人。
还别说有一次，这帮人真的雇了当地人拿着冲锋枪过来。想起这些事，我真是心有余悸。在南非最大的威胁就是安全没有保障，那里治安乱，老百姓都有枪，弄不好就会出事，所以在那里经商，也就是“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买卖”。最初到南非，是考虑商品的较大差价，能得到可观的利润，从生意的角度了说是走对了路。但同时，一种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，又让人恐惧。
车轮飞了义乌有句老话叫，“自手自便”。在国外，没有属于自己的交通工具，出行肯定不方便。所以，我就抓紧学会开汽车。
年11月，我白天刚刚买来一辆汽车，停在家门口。没想到，第二天打开门一看，四个车轮不翼而飞，汽车被固定到一堆砖块上。原来，由于自己不知深浅，租房租到黑人区。那里，可是南非底层平民居住地，治安十分混乱。
当有了一点小名气后，更成了抢劫者的目标。有好几次，歹徒冲进来，用枪顶着我的脑袋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把钱和货物拿走。这样的经历，大概有过四五回。最厉害的一次，我的一位伙伴被歹徒用塑料袋罩着跪在地上，差点窒息而亡。半年后，这位伙伴连货都不要了，赶紧回到家乡义乌。
虽说南非是被誉为彩虹国家，自然环境很好，是“欧洲的后花园”。但在那段时间，我连有好景不敢去游览，做生意也是战战兢兢。其实，开车找客户的经历有很多。我记得自己为了打开销路，一路开着车登门拜访，有一次将车开到有部队把守的村庄。当地人看到一位黄皮肤的人，都露出惊讶的眼神，感到莫名其妙。后来，我才知道那里是“艾滋病村”。
还有一次，我是带着地图找客户的。从约翰内斯堡到德班多公里的路程，自己独自来回奔跑，照着地图的几号路，寻寻觅觅挖掘新客源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可真有“孤胆英雄”般的勇气。
在南非，货物会经常性的“失踪”。刚到那里，根本不知道当地的情况。晚上打烊后，我跟我们义乌这边一样将卷拉门锁上完事。不曾想，人家夜里直接将卷拉门撬上，钻进去将货物搬走。连续了好几天，我才发觉这件事。原来，人家是踩点好的，是正儿八经开着卡车来偷东西的。后来，我只好转移仓库，同时将卷拉门锁上后，还在两头加上挂锁，让人家难以撬动。
南非轶事纵然困难重重，我并没有退却,也没有泄气，而是千方百计开拓市场，建立与扩大自己的售销网络。“因为自己背靠义乌大市场，不想发财都难的。”那些年，为了组货、推销，我就在中国与南非之间来回奔波。“那时，我一年中有4个月时间在南非，8个月在中国。”通过我的努力，吸引了不少南非人到中国要货、组货。
由于经常两地奔波，难免会闹出一些类似“午夜惊魂”的小插曲。年，当央视四台专题宣传义乌的时候，我兴奋地忘了中国与南非的时差。当天晚上北京时间8点，我看到央视中义乌的影象，就情不自禁地打电话给南非的朋友。人家迷迷糊糊地接听着，我才发觉中国跟南非的时差相差6小时，此时人家那边已是深夜两点钟。
想起当初到南非，我就连买瓶可口可乐也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有一天，我十分口渴想买瓶可口可乐喝，可是自己不会说英语，就用手指着可口可乐讲。由于比较着急，伸手的过程快了点。商场店员以为自己要打她，害得人家连忙后退，一头雾水地盯着自己。
随着我国与南非建交，形势有了好转，我也渐渐与当地的一些超市老板熟悉了，开始了直接贸易。虽然双方语言不通，那就用手势比划，用计算机打数字讲价钱。相互当起老师，共同提升沟通能力。比如，客商拿起一把牙刷，我就教对方“牙刷”“牙刷”。而对方教我“图布拉西”；拿起花就说“花、花”，对方教我“弗老瓦”。
滴水可以穿石，我们渐渐地能够交流做生意了，大家彼此脱离了中介，合作更加稳固了。以至于南非老板感慨：“做超市不到义乌，就别做买卖。义乌的品种实在多，每样弄一点，就是一个货柜，很适合我们开超市。”如今，在南非已有50多家连锁店与自己建立贸易合作伙伴。这样，每年就得从义乌发出50个左右集装箱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已打通了往约翰内斯堡的生意之路，自己只要在义乌组货，南非那头有专人专管，只要把货运过去就行了。
挺进巴拉圭在海外独自打拼的生涯，让我的商业头脑变得越来越灵活。年6月，我决定到南美开拓市场，为此赶赴巴西考察了一段时间，结果发现了与巴西、阿根廷相邻的巴拉圭，这个属贸易“金三角”的国家。
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”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没有和我国建交的国家，也是世界仅有二十几个和台湾建交的国家之一。于是，我想起了初到南非的遭遇。当时，南非也未与中国建交，自己不是照样将生意做成了。尽管不可能给我们中国公民发签证，那自己只能采取“借鸡生蛋”的方法，将生意输送到巴拉圭。
巴拉圭
无国界贸易正慢慢地引起世界贸易的变革。初到巴拉圭，我发现在此经商的台湾人非常多。巴拉圭商人一般较好客，但商业决策迟缓。台湾商人听说我的经历吓坏了，没有巴拉圭签证，一旦被警察抓住，属于非法入境或是偷渡，罚款事小，要是被拘个三天五天的，那可麻烦了。
后来，我就和台湾商人合作，利用他的身份，将义乌商品销往巴拉圭。年，我个人估计有近1亿产值的商品漂洋过海到达巴拉圭。通过合作台湾的伙伴，做起边贸生意，虽说利润薄了些，却能为义乌商品输出国门而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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