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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片来自网络）

中国科技城——绵阳以“李白故里”之名声播中外，因此，在谈到诗歌的时候，绵阳人有足够理由顾盼自雄，因为他们自认为“诗是吾乡事”，即使贩夫走卒都可以张口就来一首《静夜思》什么的；酒杯一端，必然是“三杯通大道”，此乃李白的原话；不经意地感叹一声，也少不了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依然还是李白的名言。这里的人，有文化啊，迷于诗耽于酒，煞是浪漫潇洒。但人们尚不知道，此地还出产“嘻哈”——绵阳博物馆还有一宝贝——产于西汉的“说唱俑”，动作夸张，表情滑稽，喜感十足，表明此地祖先不缺滑稽天性、幽默基因。那李白虽然才高八斗、豪情万丈，但骨子里依然是相当地严肃的，他满脑子功名利禄，其实，一辈子无论醒着、睡着，还是梦着、醉着，都不曾轻松过，怎么看，都缺少一点游戏精神，不太好玩。这，未免有点小遗憾。

如今，赵克强、莫高、陈庚樵、华少、来春等，嘻嘻哈哈迈着不那么一本正经的步子，高举着“说唱俑口语诗群”的招牌登场了，他们，让我等看到了另外一道新的景观。

口语诗？对，口语诗。文字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、语言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。口语，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？非正式的，民间的、私下的、边缘的、通俗的、无伪装的、放松的、本色的、自由的。与之相反的书面语，则是正式的、官方的、公共的、中心的、高雅的、一本正经的、严肃的、拘谨的。口语诗，之所以不称白话诗，还暗含着一层意思：这些诗，是嘴巴“说”出来诉诸于听觉的，不是“写”出来诉诸于视觉的。

说唱俑？说唱俑。满有兴味地说，吊儿郎当地唱，接地气、说方言、讲人话，调侃，自嘲，讽刺，图己一乐，博人一笑，让人生来一点游戏精神，让诗歌多出一点娱乐色彩，让表达呈现一点嘻哈风格，让欢乐开怀，让眉头舒展。变一个视角，换一种眼光，改一副姿态，品咂日常俗世、烟火人间的别样滋味，岂不妙哉？

读罢几位诗人的作品之后，我感到特别有意思：这一伙写诗的人，不是艾伦·金斯堡的传人，不是于坚的学生，也不是伊沙的同伙，而是遥远的西汉那些从事说唱艺术的先辈们隔代遗传的后裔！他们以“说唱俑”给自己这个群体命名，也许，虽然，仅仅出于直觉，可能并未经过如何缜密的思考，但显然颇为贴切。

我们都知道，所谓“诗人”，都是些识文断字的读书人、“文化”人。用文字写作，用书面语说话，是诗人姿态、腔调、身份、地位、权力的体现，书面语不仅仅是语言本身，还意味着一种情感模式、思维方式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；人类是生存在地球上的，是生存在空气中的，且是生存在语言之中的。生存在书面语之中和生存在口语之中，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。赵克强、莫高、陈庚樵、华少、来春这些人的语言环境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书面语，他们，其实长期濡染在书面语的“大雅之堂”里，体面地、讲究地用书面语跟别人招呼、跟自己说话。为什么会突然间跟书面语反目了呢？这是引起我高度注意的原因。我们知道，语言与心灵（潜意识、意识、思维、体验、感受）是彼此影响、彼此塑造的。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、工具，思维是语言运动的秩序和轨迹。

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·霍尔提出一个概念“人的延伸”。他指出，人的延伸分为若干世代。语言就是人的意念和功能的延伸。如体态语是第一代的延伸，口语是第二代的延伸,书面语是第三代的延伸，书面语掩盖口语，口语掩盖体态语。（见爱德华·霍尔著《超越文化》，何道宽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》）体态语、口语、书面语三种语言，不仅仅是三种状态，也是三种不同的体验方式、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，甚至可以说，是三个不同的“世界”。最初的、原生态的、未经筛选、扭曲的内心世界，书面语完全不能精准呈现，口语也不能，最有可能较为精准地呈现，但又难以交流传播的是体态语言。无奈体态语言，又仅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不可言传、未能言传之内心世界（感受），是不能称之为“诗”的。诗者，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须“发”而为“言”方可成“诗”。那么，诗歌的语言形态就只剩下两种：口语之诗或者书面语之诗。

语言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界线。“人类没有天生的语法思维模板。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不源于语言的特殊基因，而是随文化和共同的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形成的，并且拥有各自的演变轨迹。”(见《语言的诞生》Pviii,美国，丹尼尔·L·埃弗里特，何文忠、樊子瑶、桂世豪译，中信出版集团）不同的语言其内里和背面是相当不同的，使用什么语言来写诗，其实也就选择了这种语言的内里和背面。我们摒弃什么语言、选择什么语言，实际上是摒弃或者选择什么身份、姿态、趣味等等，就是在给自己和他人划出一条分界线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语言就是文化，语言就伦理，语言就是政治。推演到这个地步，我就可以直接进入说唱俑口语诗群的文本了。首先，我来读一读赵克强的《蚂蚁》：

孙儿在地上逮蚂蚁/拈不起来/就用指头/把蚂蚁/一只只摁死/我旁边看见/忽然心紧/万一蚂蚁正好是一个外出打工的父亲/或是留守在家/四处闲逛的孩子/这是不是/就犯下了/滔天大罪//

蚂蚁是何其寻常、何其渺小、何其卑微的一种动物？幼儿摁死蚂蚁的行为是多么司空见惯的、完全不值得惊诧的现象啊？摁死一只蚂蚁，何其轻易、何其简单？怎么会掀起什么波澜来呢？但，赵克强注意到了这只蚂蚁，聚焦蚂蚁之死，“小”题大做，推“蚁”及人，联想到了人类社会，联想到了中国，联想到了农村，联想到了留守儿童，将其与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、人生命运相勾连，击中了自己内心世界最柔软的部分，让读者的心弦跟着他一起颤动。

这只微不足道的蚂蚁入诗，凸显了什么？凸显了诗人的底层视角、草根立场、民间姿态、悲悯情怀。

那么，这与《蚂蚁》一诗的“口语”特征有没有关系呢？我想是有关系。一个用典雅的、讲究的、中规中矩的书面语写作的诗人，也许只会去关心风雅的、重要的、宏大的、关键的事物，而根本就不会